我是在学校图书馆无意之中看到《当Google向欧洲挑战的时候――为奋起辩护》的。在密密麻麻排满图书的书架上，这本由图书情报界的权威出版社出版，显得很薄的新书，谈论的是已经渗透到我们学习、工作乃至生活各个领域，给人们带来诸多方便，成为网民之中的主要网络搜索引擎――Google的事，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同时
书的主题主要针对Google在2004年底提出的那个令图书馆人欢欣鼓舞的宏大的数字化计划――用六年的时间，将一千五百万册，共计四十五亿页左右的印刷书籍数字化。作者让纳内称这是一本论战性的小册子，而裴程先生的译文很好地表现了作者论战性的特点，让我领略了法式的浪漫激情，感受到高卢雄鸡论战时的澎湃激情，以及彬彬有礼中的尖锐与强硬。作者时任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但他不是图书馆学家，书中对数字图书馆设计和实施的叙述不尽全面。作者自认是“历史学者”，曾经是巴黎政治学院的教授，研究媒介史，有专著《西方媒介史》。此外，借助本书所谈论的主题――Google，还可以查到让纳内显赫的履历：曾任法国外贸部部长、法国通讯部部长、法国电台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台长，担任过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祝活动总指挥。看到这些，不知道你是否会像我一样而感到惊叹，显然，他更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位部级高官。法国政界的重要人物，世界著名图书馆馆长和学有专长的历史学家这三重身份，才让我们听到了如此的响亮的“不同的声音”。撇开过于明显的政治因素和行文中的些许偏激以及面对美国文化时法国人无法自抑的傲气，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对民族文化的爱和保护民族文化的强烈责任心。
面对Google的计划，作者感到法兰西文化或是欧洲文化有被侵蚀淹没的危险。在Google计划宣布不久，他就在《世界报》上发表了题为《当Google向欧洲挑战的时候》的论文，主张建立欧洲数字图书馆，对Google的挑战作出直接的、强有力的回应。这本小册子就是在该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
本书最初是面向法国读者的，但作者也再三强调，它的论题涉及全世界，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作者希望告诉世界，Google这一计划带给不同文化的危险和挑战，并对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捍卫各国各地区的文化提出了倡议。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前言中所说：“在此，我要对中国读者朋友重申，我们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欧洲的利益。在数字图书馆这个全新的事业中，欧洲可以和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拉丁美洲等世界其他地区相互取长补短。这样的交流造福于全人类。”事实上，2005年10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便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我相信，作者在小册子中多次对中国的读者朋友重申，愿意与中国在数字图书馆这个全新事业中合作，不仅仅是客套话。本书中文版出版发行后，让纳内于2006年10月30日来到中国参加第一届“图书馆馆长论坛”并作了主题发言。这次演讲的主题仍然是“Google事件”、欧洲各国的反应以及建设欧洲数字图书馆的计划等。
中华文化与法兰西文化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例如在民族语言方面，如今的汉语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尴尬地位，比法语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为了维护本国民族文化的法兰西人向我们提出了善意的忠告，表达了友好合作的意愿，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虽然作者在书中对Google的评价有欠公允，但他的忧虑不无道理。因为实施世界性数字资源建设，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变革，“不仅涉及知识的价值，并且也涉及伦理和公民义务的价值。”作者也并非一概反对世界范围的数字资源建设，他重申，无论是作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负责人，还是历史学者，抑或是一个普通欧洲公民，他对数字资源建设既不感到痛苦，也不感到恼怒，只是感受到一种令人激奋的冲击。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梦想把千百年来积累的知识财富一览无余地向所有人敞开的夙愿似乎就要实现了。首先受惠的就是那些受各种因素限制而被剥夺了享受人类知识和文明遗产权利的群体。如果有人为互联网带来的进步而感到悲哀，那就太可笑了。概括来说，面对挑战，我们应该保持三个信念。首先是要怀着喜悦与信心来迎接这一场挑战。因为这一技术的进步，有利于消除阅读上的不平等现象。其次，在文化传播领域，任何替代品的出现都是进步，但并不会完全取代前一种形式。互联网的出现不会消灭图书，只会促进知识的传播。第三，新技术手段也能够有利于保护和巩固文化差异性。
在书中，作者从不同角度对Google的数字化计划进行了分析。例如：在“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的问题上，作者认为，目前Google与图书馆的合作存在不平等因素。图书馆以保护文化遗产为使命，不能慷慨地提供数字化的原料，而Google作为公司企业，获取利润是第一原则。表面上看，Google提供数字图书服务是免费的，但这只是一个假象。因为，网上阅览给Google带来了广告盈利，它实际上在变相地出售这个不属于自己的书籍的使用权。此外，Google期待数字阅览会给它带来更多的网民，总体上提高自己的广告价值，由此而获得的利润自然不会给所有参与者分红。如此，私营资本将变得越来越大，公共机构的比重则越来越小，公私比例的不平衡将进一步加深。作者认为，数字化资料的保存不应交给私营公司，而必须由国家来支持。需要说明的是，他并不反对企业参与和来自社会不同领域的团体之间的合作，相反，他由衷地期待和支持这样的合作。但这种合作需要建立在不受经济利益干扰的合作伙伴的关系上，而公共权力机构的参与，有意识地建立调节机制，是为了培植和促进多种多样的潜在创造力。
尽管有很多人赞同作者的观点，但令他愤怒的是，在我们应更谨慎地保护文化的差异性，维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能够持续下去的时候，却还是有不少人挖苦这种担忧是“乡巴佬们的沮丧”，是不能接受“波澜壮阔的世界化热潮”。对此，作者说：“我并无指责Google搜寻器的意思，更不想追究它的意图。Google根据自己的赢利原则，依靠它的创始人非凡的天赋而运作，这无可厚非……我的目的就是要触动一下某种惰性，以便迎接一场空前未有的挑战……”
作为一名图书馆馆长，作者也谈到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员在未来信息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作者认为，在未来，图书馆员的社会和文化职能将更广泛。这不仅有利于读者，而且也是对图书馆工作人员自身的激励。随着数字资料的产生，图书馆员为书籍分门别类，引导读者寻找真知的基本职能将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他们将和大中小学教师一道，组成一个传播知识的团体。他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威望也会与日俱增。作为一名图书馆专业的学生，这些是我非常高兴看到的。
我们也正在面临这样一场人类社会生活的变革，我们也有像让纳内一样“去触动一下某种惰性”的使命，我们也需要有如高卢雄鸡般的激情和信念去迎接这场挑战。当Google向中国挑战，当英语向汉语挑战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正如让纳内所说，维护民族文化不仅仅是研究领域和知识分子的事，而应是所有公民的责任。
（《当Google向欧洲挑战的时候――为奋起辩护》，〔法〕让?诺埃尔・让纳内著，裴程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5月版，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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